中国规划行动倡议：在城乡空间践行绿色发展

发布时间：2017-12-9 11:39:3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但也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外延式、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十九大更是将“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绿色发展理念成为指引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必由之路。

全球生态足迹构成及地球的生物承载力。图片来源于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2016
 

在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中，“创新”是增量财富获取途径的新要求，“协调”是存量财富分配方式的新要求，“开放”是处理“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要求，“共享”是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新要求，而“绿色”的内涵极为丰富，不仅涉及发展方法论的新要求，倡导“有限资源高效利用”；更体现了发展价值观的新要求，倡导“物我和谐、知行合一”。

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境。图片来源于（唐）王维，《辋川图》 

因此，绿色发展不仅是中央政府需要坚持的产业导向和公共政策，是每个公民需要履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则，更是每个城市工作者需要秉持的价值标准和技术指南。

城乡空间是城市工作者的研究和实践载体，它包含了城镇、农业和生态“全空间”，涉及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全要素”，涵盖过去、现在、未来“全过程”。绿色发展引领的城乡规划，就是以复合生态观为理论基础，调动环境、社会、经济等“全要素”，在城镇、农业和生态“全空间”，实现过去、现在、未来“全过程”绿色发展的实践活动。

复合生态观——全空间、全要素、全过程的研究视野。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城乡空间践行绿色发展要有正确的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

首先要有正确的认识论。

城乡空间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工业文明时期，以《雅典宪章》为标志，建筑和规划学术界从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视角出发，将城市抽象为机器，最终导致了对环境、文化的忽视，甚至对人类本身的忽视，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就是对这个现象的深刻反思。

机械系统论下的功能主义城市意象。柯布西耶，伏瓦生规划，1922-1925。图片由作者提供

步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我们应抛弃机械、线性的第二代机械系统论的研究方法，采用有机、非线性的第三代复杂适应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如果将人类个体行为比作细胞层面的简单运动，那么城乡巨系统就呈现出生命体层面的复杂行为。与一般意义的生命体相似，城乡这个“巨生命体”同样拥有消化、呼吸、循环、神经等系统，具备学习、反馈、免疫、适应、修复、再生等能力；需要通过分布式神经网络实现对动态变化的主动感知，通过大数据和大算法实现海量计算和分析，通过“城市大脑”实现辅助、最终替代人的决策，从而实现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实现各大系统的协同耦合和自组织运转；需要在更大的尺度实现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实现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功能分工和要素交换。用“巨生命体”抽象和认识城市，将改革甚至颠覆我们对城市规律的既有认知。

城市巨生命体的循环系统——24小时的交通潮汐现象。图片来源于ofo小黄车联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智行信息技术研究院，《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主要城市骑行报告》

其次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城乡应当以“巨生命体”的持续、健康、协同为标准，实现城镇、农业、生态全空间的协同发展，环境、社会、经济全要素的均衡发展，过去、现在、未来全时段的公平发展，建设“共生、共荣、共享、共利、共治”的理想社会。“共生”，即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共荣”，即实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繁荣；“共享”，即人人共享公共资源和福利保障；“共利”，即实现经济发展和全民富裕；“共治”，即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的多元共治。

绿色城乡规划的目标：建设“共生、共荣、共享、共利、共治”的理想社会。图片由作者提供
 

从发展理念上看，要实现五个转变：从“以经济为中心” 到“以人为中心”；从“经济、社会、环境”的互动、协调发展到以自然生态和人文历史资源保护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从经济发展必须依赖资源环境的消耗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从粗放式、增量扩张式的褐色增长方式到集约式、存量盘活式的精明增长方式；从将城市作为资本运营工具的经营城市理念到将城市作为宜居家园载体的运营城市理念。

机器取代人类作为主要生产者的时代即将来临，届时，“按劳分配”将逐步被“按需分配”所取代。“按需分配”所指的“需”不是无节制的“需”，而是在“恪守有限度使用资源、高效循环利用资源的绿色生活准则”之下的“需”，它将从道德约束提升到法律约束，绿色生活准则将成为必选项而不是可选项。

第三要有正确的方法论。

“知易行难”、“行百里者半九十”，践行绿色发展需要谋定后动。城乡规划的绿色发展行动包含理念方法、工程技术、规范标准、法制体制等多个层面的，需要协同、配合的工作。

从理念方法层面看，主要包括：

建立绿色发展引领的规划建设指标体系。以“复合生态观”为基础，持续、健康、协同为导向，对标国际绿色发展愿景和标准，建立涉及环境、社会、经济、治理等方面的规划建设指标体系，兼顾重点与全局、特色与共性、约束与引导、实施与愿景。

空间适宜性分析和综合承载力测算。在全域范围内，按照“人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保障生态、农业、城镇活动永续发展和协同共生的前提下，通过限制性要素叠加分析，划分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并依此确定规划期内适度、合理的城镇发展规模。

实现城镇、乡村协同发展。摒弃过去“城镇吞噬乡村、乡村供养城镇”的单向物质流动模式，按照系统协同原则，发挥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双向流动，再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意栖居”的人居境界。

优化从区域到城市的自然生态格局。推进自然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建构从区域到城市的结构完整、通道连续、生物多样、功能丰富的自然生态格局，实现“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建设面向公众开放、容纳多元活动的公共绿地和开敞空间，并与非机动车交通系统实现有机衔接。

推进用地布局优化和城市修补。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和居民平均出行时间确定合理的城市组团尺度。鼓励城市建设用地的平面、立体混合，在城市中心区建设复合、多元的活力空间。将城市中的闲置、低效建设用地看做可再利用的资源，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的城市更新。

弘扬历史和现代文化。全面推进城市设计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传承中华文化、延续城市文脉、彰显场所精神，处理好传统和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乡村规划应致力于发展由“地缘、血缘、业缘和情缘”构成的新乡村文化，提升本土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凝聚力。

建设绿色化的公共设施和公用设施。应对人口结构和市民需求的变化，改进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内容和标准，建立等级清晰、分布均好的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推进公共服务设施的开放共享，与公共交通站点布局的耦合。推进“微降解、微净化、微中水、微能源、微冲击、微交通、微更新、微绿地、微农场、微医疗、微调控”等绿色理念、技术、措施在传统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中的应用。

提倡绿色交通。采用高效率、高舒适、低能耗、低污染的交通方式，完成人流、物流的运输活动。配合以紧凑、混合的建设用地布局减少出行总需求。提高绿色出行（长距离公共交通+短距离非机动车交通）占全方式出行的比例。划定交通政策分区，在城市中心区落实“小街区、密路网”的理念。

建设可持续水系统。按照“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的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策略，逐步降低城市人均水耗。协同水系统在灌溉、供水、防洪、生态、景观、文化、旅游、交通等方面的综合功能。推广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构建海绵城市建设综合治理体系，发挥渗、滞、蓄、净、用、排的综合功能。

建设绿色能源系统。提高全社会用能效率，遏制能源消费总量过快增长。优化能源结构，推进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和交通节能。

推进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提高生产、生活中的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推进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产业“三废”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推进垃圾分类，加强生活废弃物、建材废弃物和电子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治理环境污染。坚持区域联防联控，以源头减量控制为核心，推进大气、水、土壤、声等污染防治工作。建立产业负面清单，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推行清洁生产。

提升城乡安全韧性。在不改变自身基本状况的前提下，提升对外部干扰、冲击或不确定性因素的抵抗、吸收、适应和恢复能力。推进抗震、防洪、消防、人防等不同灾种防灾规划的系统整合、城乡联动，提高城乡整体韧性发展能力。从减缓和适应两个方面超前应对气候变化对城乡发展带来的挑战，制定碳减排的目标和措施，提高城乡提高应对气候变化、抵御极端气候能力，提升城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城市社会安全事件的能力。

建设智慧城市。通过城市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智慧感知，通过大数据采集和大算法生产强化智慧分析，通过城市大脑强化智慧决策。建立空间规划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对自然生态、人文历史等公共资源的刚性管控和城市建设用地的高效、集约利用。

建设绿色社区。建设“细胞—邻里—片区”的分级空间组织和设施配套体系，鼓励在社区内部创造就业机会，实现职住就近平衡。提供多样化的舒适住宅，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优所居”。建构蓝绿交织、活力共享的公共空间网络，丰富邻里交往空间。

推进绿色生产方式、鼓励绿色生活方式。实施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生产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通过突破式创新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逐步建立生态文明下的生活价值观、质量观、幸福观。从追求物质层面的富足，到追求精神层面的充实；从渴望对生活物品的占有，到实现大部分生活物品的共享；从以铺张浪费为豪，到以简朴节约为荣；从对公共环境卫生的漠视，到人人关注、维护公共环境卫生，共建清洁美丽家园。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按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健全各项制度和体系。制定绿色城乡规划建设的行业标准。建立规划评估、督查中的绿色生态考核机制。建立绿色发展教育与宣传机制。

上述十七项内容是城乡规划中可能应用到的绿色理念方法，但如果不分对象地把各种绿色工程技术用到每个城乡规划中去，就是“伪绿色”的城乡规划。因为，前面的“认识论”中谈到，所谓绿色生态，就是能够很好地协调主体（城乡）与客体（宏观环境）之间的关系。不同地区的宏观生态环境迥异，决定了各城乡主体应采取完全不同的适应客体策略；不同地区的经济基础和城镇化阶段迥异，也决定了各城乡主体应采取适应当地经济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先进适用技术”，而不是不可承受的“奢侈技术”。所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是绿色发展的基本准则。

总的来说，对绿色城乡规划的认识，包含从“道”的高度树立绿色发展的认识论（复杂适应系统论支撑的城乡“巨生命体”）和价值观（复合生态观），强调有机整体和目标均衡；以及从“术”的层面梳理绿色发展的方法论（绿色发展理念方法集成、工程技术集成等），强调手段集成和主客体协同。

绿色发展之“术”就好比中药铺，对特定的“人”（城市）不能随便抓药。只有从“道”高度，顺“性命之理、天地之道”（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才能开出真正管用的“良方”。

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是对工业文明、灰色发展的深刻变革和扬弃，是汲取农耕文明精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型发展理念，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提升和飞跃。绿色发展不再是各地城乡规划的可选项，而将成为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要牢记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将人民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城市工作好坏的标准，将建设幸福美丽家园作为城市发展的愿景，将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作为最终的奋斗目标。

我们期待以本倡议书为起点，推进绿色发展理念下城乡规划的全面改革，推动城乡规划内容、理念、方法、技术等方面的创新，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

来源：市政厅